了解塔利班：权力、政府和人民【阿富汗学术编译系列第14期】
塔利班基于伊斯兰教义的极端保守和激进的宗教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组织的世界观、行为和政治目标。尽管该组织的宗教身份较突出，但该组织的部落建制即权力结构，却很少受到关注。塔利班声称，在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神学上包容非普什图人，但后者却在塔利班高层中少量存在，这与其说是决定性的，不如说是象征性的。塔利班自2021年8月掌权以来，一直在与多种挑战作斗争，包括但不限于在人道主义、人权问题和经济危机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政府功能失调以及国内和国际合法性问题。在国内，尽管塔利班声称带来了“稳定”，但他们缺乏民众吸引力，尤其是在非普什图人中。在国外，还没有外国政府承认该组织。该组织侵犯人权，特别是妇女和女孩的权利，未能建立起一个包容性的行政机构，还控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报复前官员和军队，剥夺人们的基本服务等。这一系列行动令人们深感沮丧，并使国际社会不愿承认塔利班政府。
此外，新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在声望、影响力和权力方面充斥着内部竞争和分歧。特别是该组织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加剧了塔利班政权的脆弱性，给该组织的凝聚力和阿富汗不确定的未来蒙上了阴影。本文概述了塔利班是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成立并首次掌权的，又是如何东山再起在2021年重新掌权的，它的新型临时权力结构及部族建制情况，以及目前该组织领导层内部裂痕和分裂状态。塔利班主要是普什图人和极端保守和激进的逊尼派哈乃斐伊斯兰组织。其许多领导人来自阿富汗南部和东南部地区，最初就读于与伊斯兰圣战者有关的宗教学校。该组织的许多老一辈和年轻一代都在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接受教育，特别是与伊斯兰神学者协会和达鲁尔·乌鲁姆·哈卡尼亚宗教学校有联系的宗教神学院，这些学校被称为“圣战大学”。据阿卜杜勒·萨拉姆·扎伊夫的自传《我与塔利班的生活》可知，经过数月的会议，塔利班于1994年10月初在坎大哈省南部桑吉萨尔村的一座清真寺中成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塔利班并非凭空出现，正如在由威廉·梅利主编《原教旨主义重生？阿富汗与塔利班》一书中，该组织的成员主要是来自与宗教学校有关的人和20世纪80年代与苏联作战的退伍军人。扎伊夫声称毛拉维·阿卜杜勒·萨满德最初被选为塔利班领导人，但在他下台后很快被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取代。1996年3月，奥马尔在坎大哈被1200名乌里玛任命为“信徒领袖”（Amir ul-Momineen）。据塔利班出版的奥马尔传记，塔利班的主要创始人和精神领袖奥马尔于1960年出生在坎大哈省。他来自吉尔扎伊普什图人的霍塔克部落，同时一直是塔利班的精神领袖，直到他神秘去世。
伊姆蒂亚兹·古尔（Imtiaz Gul）在其著作《最危险的地方：巴基斯坦的无法律边界》中提到，奥马尔得到了巴基斯坦军队和ISI的支持，他们向塔利班提供武器、建议和资金。巴基斯坦资深间谍苏丹·埃米尔·塔拉尔，别名伊玛目上校，被大家称之为“塔利班教父”，他在塔利班的崛起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奥马尔去世的消息终止了多年外界对他的猜测。2015年7月29日，前阿富汗政府国家安全局宣布，奥马尔于2013年4月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一家医院去世。同时，塔利班也正面证实了他的死讯。奥马尔的长子亚库布说，父亲在阿富汗死于肺结核。塔利班任命穆罕默德·曼苏尔为该组织的新领袖，在此之前，他一直是奥马尔的助手。任命曼苏尔一事暴露了塔利班高层内部的裂痕。然而一些人怀疑奥马尔的遗嘱中没有指定他为继任者，其他人指责他隐瞒了奥马尔的死亡并以他的名义发布法令。当奥马尔的儿子和哈卡尼网络组织领导人西拉柱丁·哈卡尼（挑战曼苏尔的权威时，异议进一步引发了对塔利班的内部斗争。当萨米·哈克出面干预，支持曼苏尔时，争端才得以解决。直到2016年5月，曼苏尔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努什基尔区的一次美国无人机袭击中丧生。据熟悉塔利班的记者萨米·优素福扎伊（Sami Yusufzai）称，曼苏尔作为塔利班领导人的短暂任期内，极大地增强了该组织中的伊沙克扎伊部落的力量。《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认为，曼苏尔排挤了该组织领导委员会的强硬派指挥官，取而代之的是温和派。然而，曼苏尔不太可能打算授权温和派担任关键职位，这些温和派正寻求与美国和喀布尔政府进一步谈判。曼苏尔本人被视为和平谈判的坚定支持者，但他发誓要战斗到伊斯兰教法在阿富汗实施。曼苏尔去世后，他的助手海巴图拉·阿洪扎达当选为该组织的第三任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是一名来自努尔扎伊部落的强硬保守的宗教神职人员，自2021年8月中旬接管塔利班以来，他一直在巩固自己的权力，仍然是该组织无可争议的权威。他是年轻而缺乏经验的亚库布和西拉柱丁·哈卡尼之间的妥协。据联合国阿富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理查德·贝内特称，在2021年9月至2023年5月期间，阿洪扎达发布了50多项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法令。这些严厉的法律和措施旨在禁止女孩接受六年级以上的教育，禁止妇女接受高等教育和就业，包括为联合国机构工作，禁止妇女进入餐馆、健身房、美容院和公园等公共场所，并对她们的公共生活和自由施加其他限制，这些举措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2013年6月，塔利班在美国的支持下，在卡塔尔多哈正式设立了政治办事处，任命其代表与美国直接谈判。奥马尔的前私人秘书塔耶布·阿加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办事处很快升起了“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旗帜和牌匾，这一举动在喀布尔激起了愤怒，尤其是妇女中引发了恐惧，阿富汗政府向卡塔尔方面提出抗议。面临压力，塔利班办事处随后撤下了旗帜，但塔利班在多哈找到了一个永久地址来推进他们的政治目标。除阿加外，沙哈布丁·德拉瓦、阿巴斯·斯坦尼克扎伊、哈菲兹·阿齐兹·阿尔-拉赫曼和苏海尔·沙欣也是该办事处的关键成员。2015年，阿加因对任命曼苏尔为新的塔利班领导人持异议意见而辞职。斯坦尼克扎伊取代他成为新办事处负责人。2018年10月，塔利班联合创始人巴拉达尔在美国的要求下从巴基斯坦的一所监狱获释。他被任命为多哈办事处的新负责人，接替斯坦尼克扎伊。巴拉达尔的任务是领导与美国特使扎尔迈·哈利勒扎德的谈判，以达成结束阿富汗冲突的政治解决方案。经过九轮谈判，哈利勒扎德和巴拉达尔于2020年2月在多哈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解决了四个主要问题：减少暴力，撤出美国和北约部队，开始阿富汗内部谈判，并保证阿富汗永远不会再次成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然而，该协议将一向坚持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喀布尔政府排除在外。尽管塔利班一直拒绝与阿富汗的“美国傀儡”政府谈判，但该组织同意于2020年3月与喀布尔政府开始谈判，但没有进行任何有意义的对话，这加剧了华盛顿和喀布尔之间的紧张局势。因为后者对被排除在谈判之外和美国急于推进谈判感到不满。2020年9月，塔利班与喀布尔政府之间的第一轮谈判在推迟数月后开始。第三轮谈判于2021年6月进行，但未能取得突破。然而，由于中央政府软弱，让这一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塔利班则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因为塔利班在战场和谈判桌上都取得了显著势头。2021年7月17日，喀布尔政府和塔利班试图达成一项遵循和平议程的协议。在当地，塔利班正在加紧推进军事行动。最终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塔利班单方面接管喀布尔时，整个阿富汗内部的和平谈判破裂了。2021年8月15日，加尼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哈姆杜拉·穆希卜及其几名亲属和保镖从总统府登上四架直升机后逃离该国。加尼的逃亡标志着阿富汗的沦陷，并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的阿富汗。随着塔利班部队横扫喀布尔，这个真空很快被塔利班填补。在全世界震惊和恐怖的注视下，在过去20年的叛乱中一直模糊的塔利班领导人突然出现了，巴拉达尔在一份简短的视频声明中说，塔利班的试验才刚刚开始。
2021年8月底，美国和北约从阿富汗撤出最后一支部队，标志着美国历时最长的阿富汗战争结束，塔利班宣布取得全面胜利。根据战争成本，自2001年以来，美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战争上花费了2.313万亿美元。1100多名外国士兵、10多万阿富汗安全部队和平民在战争中生。塔利班在军事接管后艰难组建临时内阁。9月4日，时任巴基斯坦间谍头目法伊斯·哈米德将军在喀布尔调解在权力安排问题上陷入困境的塔利班派系。当被问及他对阿富汗的希望时，他断言：“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哈米德访问喀布尔三天后，塔利班摆脱了内部冲突，宣布成立一个由33名男性组成的临时看守内阁，由该组织的成员主导，只有少数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但没有哈扎拉人。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监测报告，塔利班的治理结构“具有高度排斥性，以普什图人为中心，对任何形式的反对派都是镇压性的”塔利班内阁包括一名总理、三名副总理和26名部长。截至2023年7月30日，塔利班的26名内阁部长包括22名普什图人、两名塔吉克人、一名乌兹别克人和一名哈扎拉人，在30个重要的副部长职位中有25个普什图人。根据监测报告，34个省长中有25个普什图人，在低一级地区的情况更加多样化。在塔利班宣布新的临时内阁几天后，忠于巴拉达尔的一个派系与西拉柱丁·哈卡尼的叔叔哈利勒·哈卡尼的部队在总统府爆发了一场争吵，争论的焦点是谁在对抗美国的胜利中最值得被赞扬，以及如今内阁权利是如何分配的。巴拉达尔领导了与美国的成功谈判，他显然对新的权力分享结构感到不满，并在事件发生后逃到了坎大哈。另一方面，哈卡尼辩称，其自杀式袭击和军事成功对迫使美国人离开阿富汗至关重要。尽管如此，这场争论揭示了塔利班内部裂痕和对抗的模糊模式。在近20年的叛乱期间，塔利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有凝聚力的军事和政治组织。尽管该组织一直对内部分歧和冲突保密，但也有一些是公布于众的。尽管塔利班一贯否认有任何内部的异议，但目前产生的内部分裂和对抗是前所未有的。内部摩擦有着复杂的和多层次的历史原因，包括在政策（即禁止妇女教育）和与国际社会互动方面的分歧。但是，内部分歧在权力结构和对资源的控制方面更为严重，主要是坎大哈和喀布尔这两个最强大的派别之间的分歧。前者包括阿洪扎达及其效忠的神职人员，后者由哈卡尼网络组成，由内政部长西拉柱丁·哈卡尼、国防部长亚库布及其两名亲信领导。联合国监测报告指出，坎大哈是孤立主义者，宗教极端保守，他们迄今为止的行动并没有提供太多证据表明他们的观点或政策要温和得多，但喀布尔试图表现出“更加务实，愿意参与国际事务，以换取承认和经济援助”。“哈卡尼人在喀布尔仍然占主导地位，并与“基地”组织等“圣战”者们同床共枕。然而，即使在喀布尔派系内部，哈卡尼、亚库布和巴拉达尔之间也存在不信任和分裂，巴拉达尔在南部省份拥有庞大的支持基础。驻扎在北部的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塔利班指挥官的一些派系也表达了不和谐的声音，但他们很难造成重大影响。尽管如此，该组织的政治领导人和指挥官，甚至是其中强有影响力的人，都听从了该组织精神据点坎大哈的阿洪扎达的命令。阿洪扎达对政治、军事、司法和宗教事务拥有广泛的权力，他一直在严格控制所有决策。联合国监测报告指出，阿洪扎达仍与世隔绝，他身旁围绕着坎大哈的极端保守派。尽管困难重重，但喀布尔的一些人还在试图挑战他的角色。2023年2月初，据报道，哈卡尼猛烈抨击阿洪扎达“垄断”权力和“伤害”了塔利班，罕见的公开批评显示了塔利班高层内部出现分歧的迹象。哈卡尼在他的家乡霍斯特省的一次宗教集会上表示“目前的局势不能再容忍了”。他公开批评的背景是阿洪扎达颁布了一系列严厉的法令和法令，禁止妇女和女孩接受教育，塔利班因此受到广泛谴责和挤压。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反驳说，该组织成员不应公开批评或诋毁组织领袖，而应私下向他提出批评。哈卡尼的言论足以让阿洪扎达进一步加强自己在坎大哈的安全保障措施，阿洪扎达将内政部和情报总局的人员从他的保镖中除名。随着阿洪扎达和哈卡尼都试图任命忠诚的指挥官和高级官员加入他们的阵营，这一后果进一步滋生了塔利班组织内部不信任的气氛和双重统治的冲动。随后，塔利班财政部长古尔·阿加·伊沙克扎伊辞职，称他“无法容忍与领导人的分歧”，并对阿洪扎达决定全面禁止在其南部家乡种植鸦片表示不满。哈卡尼发表大胆言论后，具有象征意义的乌兹别克族副总理哈纳菲也间接批评了阿洪扎达对妇女和女孩教育的禁令。哈纳菲在喀布尔大学的一次集会上表示，宗教领袖的角色不仅仅是说被禁止……当你禁止某件事时，你还应该说明它的解决方案。在庆祝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周年的活动中，他还指出，“该组织永远不应该傲慢，应该考虑人民的合法要求”。塔利班外交部副部长谢尔·阿巴斯·斯坦尼克扎伊在去年5月的一次集会上批评阿洪扎达的法令是“违背阿富汗文化和伊斯兰价值观，剥夺妇女受教育的权利”。另一个产生内部分歧的例子涉及“基地”组织领导人艾曼·扎瓦希里于2022年7月31日在美国无人机袭击中丧生。扎瓦希里似乎一直住在喀布尔“哈卡尼网络”的安全屋中。扎瓦希里被杀不仅引发了人们对塔利班与跨国恐怖组织“牢固共生”关系的担忧，而且加剧了对立派系之间的分歧。联合国监测报告指出，巴拉达尔打算控制该组织来争取国际承认和解冻被美国冻结的95亿美元资产。他告诉哈卡尼，“他在国际社会面前看起来像个骗子”，因为他一直否认塔利班与“基地”组织有关，而哈卡尼在得知扎瓦希里的下落是如何被披露时感到愤怒。上述分歧表明了一种公开的内部裂痕形式，但这需要更深入和更细致的探究，以更好地判断和评估这些内部裂痕中有多大可能对现实产生重大影响。权力更迭可能会边缘化或罢免阿洪扎达这位无可争议的最高领导人。尤其是在他自然去世之前，这一情况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原因有三。首先，没有迹象表明阿洪扎达会妥协或放弃自己的权力。其次，为了驱逐阿洪扎达，对他心怀不满的塔利班领导人需要说舒拉达成一致共识，宣布现在的最高领导人不适合担任“阿米尔”这一角色。第三，在喀布尔，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哈卡尼网络”，策划了某种内部叛乱，想用武力改变权力配置。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在行动上需要达成广泛共识，特别是巴拉达尔和雅库布。更不用说其他在资源控制问题上仍存在分歧的高级指挥官了。此外，这些相互竞争的派系之间日益加剧的分歧对抗，让彼此间的团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挑战，暴力权谋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分裂的风险，最糟糕的结果是引发内战。但是塔利班不会允许内战发生，因为该组织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对阿富汗的控制。来源：https://www.etilaatroz.com/special/report/3/view/
翻译：陈滟鹭 张瀚元
编辑：胡宁
